可见，这一行之首也不是好当的。他可以掌控市价，翻云覆雨，也同时意味着站在风口浪尖，要承担官府和行商的双面压力。
名可秀诸多赫赫身份中，就有一个行首的衔头。
这个行首的由来，要追溯到名花流最初的起家。
名花流最初不叫名花流，叫弘义盟。有意思的是，惊雷堂最初也不叫惊雷堂，而是叫铁血旗。名重生和雷动这一对昔日兄弟，在建帮立派之初，都不约而同的以谋求黑暗中的正义作为宗旨，只可惜两人行到后来，终因信念的不同而分道扬镳。
二十五年前，弘义盟和铁血旗初立派之时，江湖正处于黑暗大混斗时代，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小帮派覆灭，又每天都有一个小帮派诞生，“侠义”二字已成了江湖过往的传说！名重生与雷动一南一北，试图以铁血重塑江湖规则，然而两人的手段又有差异，名重生重在收服，雷动重在征服，但不论“收服”也好“征服”也好，三年后弘义盟和铁血旗都在道上闯出了名号。
此时，弘义盟已收服两浙群豪，花惜若的重心开始转入商事，之所以选择杭州而非江宁府（南京），一则因杭城原为吴越旧都，是江南繁盛之地；二则因杭州海贸更方便；至为重要的缘由或许是为留后路，若终有一日和朝廷对上，携家由钱塘入海，不出一日就能遁迹于茫茫大海之中，过神仙般的逍遥日子去。
且不论这后路的想法，花惜若在商事上确是眼光独到，第一脚就踩入高价值的金银铺行；当在这行打下名声后，紧跟着就是第二脚，踩进了深不可测的交引铺行——专事经营盐引茶引投机交易的行当。
所谓“引”，是大宋朝廷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。以盐茶为例，宋商向官府出资申请专卖权，获得专卖凭证，这个凭证就叫“交引”或“交钞”。根据市场规律，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会产生差价，并引发投机行为。商人只要有利可图，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，而会伺机进行“交引”、“交钞”的低吸高抛，赚取其中差价。
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行当——交引铺行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进入这个行当。钞引交易，动辄几万贯、十几万贯，甚至几十万贯，有这个实力投机的，不是豪商就是巨贾，且拥有金银铺、彩帛铺这类高价值的行铺作担保，方玩得起这交引交钞的投机买卖。
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性，并规定交引铺户以个人身家为抵押，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，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出的印历（经营凭证），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，必须有交引铺户作保方可兑钱，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情况出现。
交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，铺户得了这种做保的特权，更是势大气粗。对城内行户，多半无条件做保；若不是城内行户，就拒绝做保，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交引铺，交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，获取厚利；即使有同意做保的，也往往索取贿赂，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，于是官商相护。
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，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。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，譬如粮食、茶、盐，军方按边价支付钞引（一般高于内价），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。于是，便少不得要受京城交引铺的折价强买或勒索克扣，即使郁愤不平也无处诉冤。
弘义盟初涉交引行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，即便使出解数打入这龙虎盘踞的京师交引行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，这自非花惜若的谋算——跟从只能舔小利，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！
花惜若的交引总铺设在杭州，又在洛阳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，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。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，从北军南下入东京略往西绕点道就过新郑，从西军出来入东京则多经洛阳，花惜若在这两城设交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交引铺的前方“截道劫财”。
弘义盟的交引铺在营利模式上也与京城交引铺略有不同，相同的是均做炒卖交易，是出入京城界身巷（金银彩帛钞引交易地）的常客，不同的是承兑客商钞引，支付现钱收兑付费。这种做法非官府允许，但也没有明文说违法，走的是条擦边道。
边商选择在四海交引铺兑付虽然要支五分利（每一百贯支五贯），但比起在京城兑付受交引铺的折买或盘剥却是划算多了，更何况洛阳、新郑距离东京都近，提了现钱到京城办货也极方便，边商权衡下自是宁愿到四海铺兑现。
花惜若这一把把金银铜钱洒出去，收来这些钞引做什么？既非折价收购，自然不能及时出手赚炒卖差价；若去京城兑钱便成了只赚手续费的小利，自非花惜若所谋。
这些钞引事实上除了兑钱外，还可当作提货凭证使用。弘义盟的人拿着这些钞引去茶场盐场提取茶盐，又入彩帛绮罗，一起贩运到河北西北边境。其中少部分卖给边军换钞引，大部分却进入边境榷场以货易货，低价易回大批貂皮、海豹皮、人参、麝香、羚角、红花等货，有时瞅准时机也入牛羊活物，运入内地再高价出售，获利达双倍。
由于名重生与西军种家交谊深厚，种师道长孙种瑜更自幼拜于其门下习武，名氏在西、北两境的军供和榷场物贸便在种师道的暗中招呼下做得顺风顺水，即使北军也要给两分面子。正所谓水深好行船，弘义盟的优势在于“半黑半白”，以江湖帮派势力护送大规模长途贩运的安全，又以蒸蒸日上的财力支撑江湖势力的扩展，“黑”道商道两厢借力，发展势头迅猛。
花惜若在此大好形势下，又踏足进入了另一个邻近行当——交子兑便铺。
交子铺在宋初已出现，原为蜀商创办并发行私交子，后来被收为官方发行，交子便由民间的现钱保管凭证变成了官方纸币，私营交子铺被朝廷禁止。后来，由于交子兑付的不便，就有商贾看到其中之利开设兑便铺，客商将现钱存入铺头，支付三分至五分利作为存取费，铺头开出特制凭证，称作“票帖”，若存金为金票帖，存银为银票帖，存铜钱则为钱票帖——客商兑现时凭票帖支取。这种票帖也可转让，兑便铺认票不认人。
由于票帖比交子方便，使用的客商越来越多，这类兑便铺渐渐开多起来，后来出现有铺主私熔储户存下的铜钱，铸作铜器后再高价出售，被官府严令取缔。这种行当便消停了下去，再后来，随着交引铺的兴起和扩大，这兑便铺又悄悄开了起来。
因兑便铺的票帖比交子好使，不但存兑方便，而且不用受交子务官吏揩油，并且只要铺商有实力不破产，还勿需惧会如交子般贬值——赵佶当政的大观二年，面值一千文的纸币只能兑钱百文、甚至跌到十几文，官员百姓都是叫苦不迭。因此，在很多商人甚至地方官眼里，这朝廷发行纸币的信用还不如那些豪商巨贾开的兑便铺让人踏实。至少，民间兑便铺出了事还能告官求索赔偿，这官府纸币跌了能找朝廷去要钱么？
若真敢去要，那倒真应了句话：老寿星公上吊——不想活了！
是以，这兑便铺虽然没有交子务的官方威信，却因这一二三的原因渐得大小商人的青睐，尤其那些有实力有信誉的兑铺开出的票帖更广为商家接受使用，若有士人贵家远行、或在奢华之地用度也多出票帖代钱，于是这“金银钱票帖”便渐渐成了一种变相纸币，与交子同流通。卫希颜当年初进东京为见李师师一面，那张忍痛进献给撷芳楼老鸨的银票，即是京城「大通兑便铺」制发出来的存银票帖。
花惜若当年决意从交引行再涉足兑便行，绝非一时盲动。她从兑便铺里嗅出了隐藏的比交引铺更巨大的利益——